在奢侈品領域，中國更為人熟知的是作為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盡管該國對很多全球性品牌和零售商來說是一個制造中樞，但卻未能打造出像愛馬仕（Hermes）或者路易斯威登（Louis Vuitton）那樣的奢侈品牌。的確，愛馬仕和路易斯威登都付出了幾個世紀的努力才發展到今天的地步，但是以下這些問題仍然值得提出：是否有中國品牌可能成為下一個愛馬仕？中國人是否過分癡迷于擁有一些來自法國或者意大利企業的產品所帶來的虛榮，從而使得本土發展的優秀品牌缺乏支持？中國企業能否改變其只是作為生產商和廉價勞動力來源的標簽？

當然，現在多家成熟的高端品牌都是發跡于香港和中國大陸。鄧永鏘（David Tang）在1994年創辦了上海灘（Shanghai Tang），該品牌在1998年被歷峰集團（Richemont）收購，后者旗下擁有奢侈品牌卡地亞（Cartier）和梵克雅寶（Van Cleef Arpels）。“我們已經從單一的紀念品店發展成一個完整的時尚和生活風格品牌。”該公司首席執行官雷富逸（Raphael le Masne de Chermont）此前接受采訪時表示。

此外還有設計廊詩閣（Ascot Chang）——香港與薩維爾街（Savile Row）的裁縫店并肩的企業，該公司創立于1940年，目前在亞洲地區、紐約和比弗利山（Beverly Hills）均開有分店。在珠寶方面，香港商人陳瑞麟創辦的麒麟（Qeelin）珠寶已經在國際舞臺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珠寶商品將亞洲的靈感與西方技術融為一體。他們已經在巴黎、倫敦、洛杉磯、臺北和新加坡開設專賣店。著名珠寶設計師萬寶寶也一直通過自己在北京的工作室出品以其名字作為品牌的精致頂級珠寶。

但是這些品牌能否達到路易威登旗下品牌的級別？對于中國，尤其是香港，想要正當地獲得時尚之都的名稱，是否應該擁有一個類似于巴黎的迪奧和香奈兒或者米蘭的巴寶莉和普拉達或者紐約的拉夫·勞倫（Ralph Lauren）和蒂芙尼這樣的標志性品牌？

此前我在撰寫關于香港品牌以及設計師的文章時，發現將總部設在香港是一把雙刃劍。有利的一方面是，生產效率和成本節約效率更高，因為背靠中國大陸；不利的一方面是，這樣很難擺脫“中國制造”的烙印。甚至更糟糕的是，不能擺脫“香港制造”的標簽。“這就是挑戰所在，事實上，香港并不是因為出品世界級的設計師而聞名的。”現代香港品牌Daydream Nation的創始人指出。

但是美國手袋設計師菲奧娜·科圖爾（Fiona Kotur）卻認為，“中國制造”的負面含義已被消除，她的科圖爾手袋公司總部位于香港，生產在大陸進行。“中國制造的意思已經與10年前有所不同。在過去，中國生產的產品都被認為都是一模一樣的。現在，中國不同地區間的產品有著非常大的不同，南方省份的產品質量更高。很多歐洲的奢侈品也在那里制造，因而，工人也得到更好的培訓。意大利工人常常被帶到那里傳授傳統的技藝。中國南部的生產成本也提高了。那里不再是大規模生產和低成本中心。”

那么，中國以及亞洲的品牌應該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躋身奢侈品牌的大聯盟？比·華爾德斯（Bea Valdes）是一位來自菲律賓的箱包設計師，他的設計是美國和英國雜志《時尚》（Vogue）的常客。他指出：“我認為奢飾品要達到同樣的國際標準，他們必須在商品本身之外提供一種獨特的體驗——這項產品必須擁有出眾的質量，其生產方式也必須與眾不同。這種體驗應該是關于提供的服務，以及共通的文化傳承體驗——對共同的優越之處的改進和持續。在亞洲，由于很多仿制品在這里生產和流散，外界仍然存在不好的印象認為這里只提供廉價、低標準、非獨創的設計。普遍缺乏曝光度和展現本土成長的優秀人才的機會也是這種印象形成的原因。但是這里有很多原創的設計師和產品，能夠開拓出自己的市場，這些設計師也將一些真正突破性的產品帶到了國際舞臺。”

但是，如果著名的巴黎和米蘭品牌吸引走了本地品牌關注的目光，所有這些信息都是無用的。一位讀者問我，為什么會有很多報道稱中國人鐘情購買奢侈品而為什么不是現代的品牌？對于中國消費者，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消費者，原因仍然在于擁有最新款的古琦或者勞力士所帶來的誘惑和吸引力。這是一種向世界展示他們富裕程度的方式，展示他們到過這里并且可以大肆揮霍。而如果你購買的品牌不能馬上就讓其他人認出來，這個效果則恰好相反。這也是低調的意大利奢侈品牌Valextra在香港銷售不佳的原因之一。盡管這個品牌并不知名，但是卻深受風格鑒賞家的崇拜。由于該品牌的產品沒有顯著的商標或者花哨的配飾，因而不為當地消費者所喜愛。這些產品盡管外觀精美并且經過細致加工，但是在中國消費者眼中卻難以突出“地位”。在中國，如果這款產品不能引人注目，就不能算是一種消費。